反擊、談判和屈服——特朗普關稅下的衆生相

作者：李瀚明

特朗普使出了胡蘿卜加大棒的招數：一方面，繼9號早上將中國關稅加到104%以後，10號的早上再加到125%；另一方面，暫停其它地方的“互惠關稅”90天，以便“給予充足的時間談判”。

事情走向其實並不令人意外：一方面特朗普之前在Truth Social上放了“不要反擊，反擊就繼續加稅”的狠話，如果不言出必行對華加稅，面子上實在下不來臺；另一方面，資本市場反映出投資者對美國經濟衰退的擔憂，政壇也有人對特朗普多有怨言（例如國會有議案提議限制總統的關稅權），這些都需要特朗普加以回應。

至此特朗普“恩威並施”的策略已經非常明確。中國挑戰我，我就對中國進一步加稅；你們其它人（不論美國人或外國人，也不論政府或企業）乖乖聽話的話就能“沐浴皇恩”，不聽話的話……

但是，對於那些想“沐浴皇恩”的國家來說，特朗普可能會令它們失算。最近以色列和越南兩國與美國的關稅談判算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以色列承諾採購美國的飛機、軍火等商品，提高自美進口的數量，降低貿易逆差；越南則提議將對美關稅降低到0%，並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稅以打擊轉口貿易。但是特朗普顯然對此並不滿意——他並沒有做出越南和以色列想要的回應。

這是非常顯然的問題——越南和以色列兩國的談判注定困難重重。雖然明面上他在說“將工作帶回美國”，但實際上的策略更多是以一種文字遊戲的方式（英語的“關稅Tariff”一詞拼寫中不含“稅Tax”）增加政府收入。

這種增加收入的方法是非常多樣的——筆者在此舉幾個例子。目前的中美貿易有三種主要模式：第一種是市場進口模式，美國人從中國以市場價格購入商品。Temu就屬於這種模式，個人消費者進口之後直接就消費了。這種模式下，關稅是主要收入，立竿見影；第二種是協議進口模式，美國人從中國子公司以協議價格購入商品。

這種模式下，關稅會迫使跨國企業報低轉移定價的採購價格，從而將利潤盡可能留存在美國，增加企業所得稅。例如，一件商品總成本100元，美國售價200元。跨國企業可以在美國海關申報總價200元，將100元利潤留在中國，在美國少納，不納企業所得稅；也可以在美國海關申報總價100元，將100元利潤留在美國，美國收到的企業所得稅就多了。

實際上的例子當然會更加復雜一些——這算是美國跨國企業在談判中面臨的普遍困境。一方面商品貿易的採購價格必須調低，才能降低在美國支付的關稅；但如果採購價格降價太多，反而會被美國認爲在偷稅漏稅，可以說是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之前美國兩黨一直在試圖加關稅、設置最低企業所得稅……用各種手段加稅補充國庫，緩解債務壓力。加收關稅以補充國庫是美國兩黨的共識——畢竟誰都有可能執掌政權，執掌一個國庫充裕的國家總好過執掌一個債務滿身的國家。但是，關稅之功應該歸於誰，則是美國兩黨爭議的重點。這也就是爲什麼國會的議案內容是“取消特朗普的關稅權”——收關稅可以，但是必須我來提議收。

在這樣的策略之下，對於特朗普和共和黨而言，必須“短平快”才能即時拿到功勞。加收關稅帶來的政府收入增加可謂立竿見影，而增加美國出口帶來的企業所得稅和個稅收入，則要經過一系列流程（例如投資、建廠、獲利），可謂鏡花水月，遙遙無期；更何況當前飛機制造業受到供給制約，以色列和越南承諾採購的飛機等美國商品，美國自己供應鏈還不一定能供應上呢。

因此，特朗普一邊在加關稅，意圖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對於電力、交通等基礎設施投資避而不談——搞基礎設施投資就要借錢，周期太長了。由於特朗普實際上並不想配合投資設廠，因此在他的第一個任期當中投資美國的跨國企業，大多都陷入了這樣的泥沼當中——例如，富士康在威斯康星的工廠，到現在還沒個影兒；臺積電在亞利桑那的工廠，開工日期也是一推再推。

跨國企業對此自然心如明鏡，洞若觀火。例如，雖然特朗普和他的團隊提出“蘋果可以在美國生產iPhone手機”，但是蘋果一方面對這個建議不置可否，另一方面則調集貨機，將iPhone由中國和印度運往美國以規避關稅；看客們也紛紛表示這在成本上會大大增加。

一旦對特朗普的動機有充分的認識的話，特朗普的很多行爲就能夠解釋了。例如，之所以要急急忙忙撤銷對中國以外其他國家的關稅，是爲了避免中國和歐盟、東盟“合縱”形成同盟，以“連橫”的形式先聚焦中國。這毫無疑問是妥協之策：盡可能先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避免美國陷入腹背受敵，四面楚歌的境地。

但是歐盟領導人顯然知道自己的處境——特朗普的心態已經明牌，“暫停90天”只是妥協策略，其根本目的並不會改變。在這90天內，歐盟的最佳策略和第一次特朗普任期內中國的策略是相似的——通過談判爭取時間，爲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

當然，越南沒有對美國強硬的空間，而中國沒有對美國軟弱的空間。

之所以說越南不能對美強硬，是因爲之前跨國企業投資越南的主要原因，就是將其作爲對美生產的替代基地；如果越南對美國加稅不屈服，那失去了對美貿易基礎的越南，只會面臨外來投資的迅速撤資。

但反過來講，中國並沒有對美軟弱的空間。外國企業並不在中國投資，而是在華採購，生產商是國內資本；同時，中國還有很多城市並不以外貿爲生。因此，即使通過對美軟弱促進了出口，國內經濟在事實上也是受損的。中國現在自美國進口的商品已經很少——飛機國內民航市場已經顯著供大於求，而農產品也是如此。因此，對美國商品輸華關稅即使降爲0，也不能增加多少進口量。

換言之，中美倘若真開始關稅談判，形同於中國直接送錢給美國（無論是通過債務減免還是通過其它手段）。這種方法當然十分荒謬：借錢給別人讓人買自己的商品，別人還不記你的好，這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呢？對於中國而言，對其他貿易夥伴這麼做，出口基礎設施、出口工業品，人家是記你的好的呀！

因此，當前的市場格局已經大不相同；對於擺明要收錢的特朗普而言，不同的企業顯然有不同的方向和路徑。筆者在此簡單列出幾條，拋磚引玉：

其一是未來世界商品貿易的金額會越來越低，商品進口單價會越來越廉價。我們單論赴美的小型包裹爲例，價格已經從2016年的平均100美元，下跌到了2024年的20美元。這也就是爲什麼美國一定要徵收從件關稅的原因——否則商品單價廉價會大增成本。

其二是服務貿易金額會越來越高，轉移支付越發明顯。商品有同質化的特徵，海關政府方便歸類；服務則有定制化的特徵，海關政府難以歸類收稅。未來跨國公司的稅務安排只會愈發復雜，令得外人更難琢磨。

其三是高關稅帶來高尋租空間，合規不合規，明面上暗地裏的方法都會出現。這會使得正規貿易越來越少。

這些都是過去八年，以及接下來至少三年，世界貿易的主要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