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出售查獲的加密貨幣以增加公共資金！中國正在考慮制定加密貨幣新規？

近期，中國法律、金融與政府部門圍繞“查獲加密貨幣處置機制”展開密集討論。因爲隨着加密貨幣相關犯罪案件激增，地方政府通過出售查獲數字資產補充財政的做法引發廣泛關注，而且現行監管框架的缺失導致處置流程混亂、透明度不足，甚至滋生腐敗風險。 目前，中國地方政府在加密貨幣領域面臨一個尷尬的現實：盡管國家自2021年起全面禁止加密貨幣交易和挖礦，但地方政府通過打擊犯罪活動查獲的加密貨幣規模卻持續擴大。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涉加密貨幣犯罪涉案金額達4307億元人民幣（約合590億美元），較2022年增長10倍，案件類型涵蓋網絡詐騙、洗錢、非法賭博等。同期，全國檢察機關起訴加密貨幣洗錢案3032人，創歷史新高。犯罪模式的升級迫使執法部門加大打擊力度，2023年各地收繳的加密貨幣價值同比增長120%，僅比特幣持有量就達1.5萬枚（約合14億美元）。 同時在經濟下行壓力下，查獲資產變現成爲地方政府補充財政的重要渠道。2023年全國罰沒收入高達3780億元，五年內增長了65%，部分犯罪高發地區如江蘇徐州、泰州等地，加密貨幣處置收入佔罰沒收入的30%以上。

根據披露，中國地方政府正與私營企業合作，將查獲的加密貨幣在境外市場出售，將其兌換成現金，以補充公共資金。以深圳某一私人企業爲例，該機構自2018年起協助地方政府在境外交易所出售超30億元加密貨幣，資金通過合規渠道兌換人民幣後直接進入地方財政帳戶。 然而，這一操作因缺乏統一規則而引發爭議。這種“臨時解決方案”與國家禁令存在明顯矛盾，地方政府在無明確授權的情況下自行變現資產，處於灰色地帶。同時，這樣雖然能夠緩解短期財政壓力，卻暴露出了監管真空——不同地區對查獲資產的鑑定、估值、處置流程差異顯著，部分基層法院甚至出現“以幣抵債”的非規範操作。 此外，當前超70%的查獲資產處置依賴私人企業，這些機構雖協助解決技術操作問題，但存在利益衝突風險：部分企業收取高達5%-8%的服務佣金，且缺乏有效監管。對此行業律師指出：私人企業介入刑事資產處置，可能導致定價不透明、資金流向失控，甚至滋生“以罰代管”“選擇性執法”等腐敗問題。例如2024年初，某地方公安局因與中介機構合謀壓低資產估值、私分差價，被紀委立案調查。 目前，盡管中國法律明確禁止加密貨幣交易，卻未對“涉案加密貨幣是否屬於合法財產”作出清晰界定。現行法律僅將加密貨幣定義爲“特殊互聯網商品”，民事案件中可視爲“虛擬財產”，但刑事案件中常被歸爲“非法經營工具”。這種模糊性導致司法處置標準不一，部分地區甚至出現誤凍合法投資者資產的情況。 隨着加密犯罪案件持續攀升，查獲資產規模不斷擴大，中國政府正面臨着兩難選擇：繼續維持全面禁止加密貨幣的態度，還是調整政策，構建合規、透明且具有戰略意義的加密資產管理體系。

據悉，檢察院的高級法官和警方正在就可能改變被扣押加密貨幣處理方式的新規進行討論。這可能會成爲中國加密貨幣行業的重大轉變，尤其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中美關系緊張加劇的背景下，而特朗普計劃放松對加密貨幣的管制，並在美國建立戰略比特幣儲備。 盡管並未保證任何改變，但在2025年初的監管研討會上，來自最高法、公安部的專家與法律學者達成共識：中國需要正式承認加密貨幣，並需要制定明確的流程來處理被扣押的數字貨幣。具體建議包括： 法律屬性界定：在《民法典》中增設“數字資產”條款，承認加密貨幣的財產權，爲司法處置提供法理依據。例如上海寶山法院曾通過民事判決支持比特幣返還請求，顯示司法實踐已先行突破；中央集權化管理：由中國人民銀行或國家金融監管總局牽頭，建立全國統一的涉案加密貨幣托管平台，實現資產登記、估值、拍賣的標準化流程。或是借鑑美國計劃，將查獲資產納入國家外匯儲備體系，既化解監管矛盾，又增強金融穩定性。畢竟中國目前持有約19.4萬枚比特幣，價值約160億美元，是全球第二大比特幣持有國；選擇中國路徑：中國可在香港設立主權加密基金，利用當地成熟的金融基礎設施，實現資產的合規管理與增值運作。這種“境內執法、境外處置”的雙軌制，既能規避內地監管限制，又能對接國際金融市場；技術賦能監管：利用區塊鏈溯源技術建立“數字資產黑名單”，實時追蹤查獲資產流向，防止二次流通。2024年試點的“涉案資產鏈上監管系統”已實現對10萬枚以上比特幣的動態監控。 可以看出，中國對加密貨幣的態度或許正從“全面禁止”轉向“分類治理”。盡管2021年十部委文件明確禁止加密貨幣交易，但此次研討釋放出兩大信號：一是承認資產屬性：不再簡單將加密貨幣視爲“非法金融工具”，而是作爲“特殊涉案財物”納入法治軌道。這種轉變爲未來可能的合規化試點（如機構級托管、跨境資產轉移）埋下伏筆；二是平衡安全與效率：在防範金融風險的前提下，探索查獲資產的市場化處置路徑。例如，允許將部分資產用於“反洗錢基金”或公共服務，而非簡單變現。 總的來說，中國對查獲加密貨幣處置機制的探索，本質上是數字經濟時代監管創新的縮影——當技術創新與制度滯後產生衝突，如何在風險防控與價值利用之間找到平衡點，成爲全球共同面對的課題。從地方政府的“權宜之計”到中央層面的“制度重構”，這場討論不僅將重塑中國加密貨幣監管的底層邏輯，更可能爲全球數字資產治理提供“中國方案”。 隨着監管框架的逐漸清晰，加密貨幣在中國的角色正從“非法金融工具”向“特殊監管資產”轉變。未來，當查獲的比特幣被納入國家戰略儲備，當區塊鏈技術被用於資產追蹤，我們或許會見證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監管體系——它既堅守金融安全底線，又爲技術創新留下必要空間。這場始於“灰色創收”的制度改革，最終可能成爲中國數字金融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裏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