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金證券：「中國貿易轉移」敘事背後的歐盟焦慮

2025年，中國對歐盟出口同比增長8.4%，貿易順差達2917.8億美元，歷史上首次超過對美順差（2803.5億美元），歐盟由此成為中國最大的海外順差來源地。

此前《金融時報》等歐洲主流媒體頻繁強調所謂“貿易轉移”邏輯，認為美國市場“關門”迫使中国产能大規模湧入歐洲，並將歐洲描繪為中國過剩產能的“泄洪區”。這一敘事在輿論層面具有傳播力，但其隱含前提是中國對歐出口增長主要由低價終端商品驅動，本質是被動傾銷。

然而，從2025年中歐實際商品貿易結構及增量來源來看，貿易轉移這一敘事與事實存在偏差。

一、撕掉“貿易轉移”標籤後的中歐貿易實質

從商品構成看，2025年前11個月工業機械設備（HS84）與電氣設備（HS85）構成中國對歐出口的兩大核心板塊，分別實現出口893.8億美元和1359.9億美元，同比增速為9.9%和5.7%，合計佔中國對歐出口總額的45%以上。

在工業機械設備領域，出口增長主要由自動化與專用設備拉動。這與歐盟製造業在成本壓力上升、自動化轉型加速背景下的投資節奏高度一致，體現的是生產體系升級帶來的設備需求。

工業機器人（HS842870）對歐出口1.1億美元，同比增速超過200%，對應的是歐盟製造業自動化升級、產線改造與勞動力替代需求。

電子及電氣設備的出口則受到歐盟能源轉型與電氣化進程的帶動，以新能源設備、儲能系統、電網核心裝備及電力相關設備為主。

風力發電機組（HS850231）在2025年前11個月對歐出口2.7億美元，同比增長73.5%。

鋰離子蓄電池（HS850760）對歐出口263.1億美元，同比增長39.6%，構成了儲能對歐出口的主要增量，相配套的電蓄電池零部件（HS850790）出口4.6億美元，同比增約34.4%。

液體絕緣變壓器作為典型的工程型裝備，大容量產品（HS850423）出口約5.48億美元，同比增長59.2%，中等容量產品（HS850422）出口5.1億美元，同比增長53.3%，其增長與歐盟在電網擴容、可再生能源並網及電力基礎設施升級方面的持續投資高度相關。

靜態變流器（HS850440）對歐出口7.91億美元、同比增長8.0%，儘管增速相對溫和，但體量位居前列，且廣泛應用於風電、光伏、电網及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其穩定增長反映的是歐盟能源系統與電力基礎設施的持續性投入。

總的來看，中國對歐盟出口中約有近一半集中於機械設備、电氣設備等工業與技術品類，這些商品主要服務於歐盟製造業運行、能源轉型與基礎設施建設，體現出與歐盟自身發展訴求的高度匹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ITC Trade Map統計中，2025年前11個月中國對歐盟出口中，特殊或未分類貿易項（HS99，包含跨境電商等）同比增速一度達到59.2%，在主要商品類別中居前。這似乎與歐盟長期強調的“小額包裹對本土市場造成衝擊”的輿論敘事形成呼應。

此前，路透社等媒體援引歐盟海關數據稱2024年歐盟共處理約46億件低貨值包裹，其中約九成來自中國，且較2023年實現翻倍增長。在這一背景下，歐盟成員國已於2025年12月12日達成一致，正式通過針對小額包裹的臨時徵稅方案：自2026年7月1日起，對單票價值低於150歐元的貨物徵收3歐元固定費用，並採取按包裹內不同商品品類計徵的方式。

然而，若進一步結合中國海關統計口徑，僅基於包裹件數及短期同比增速構建的政策敘事，難以反映跨境電商出口價值規模的真實演變路徑。小額包裹數量上升與出口金額收縮之間的背離，更可能反映的是訂單碎片化、客單價下行以及統計口徑調整等結構性因素，而非貿易價值層面的實質性擴張。

從B2C端看，個人跨境電商商品（HS98.05）在對歐盟出口中的體量本就有限，且疫情後呈現出持續回落的趨勢。出口金額在2020年達到8.1億美元的階段性高點後明顯下滑，2021年降至4.2億美元，2022年進一步壓縮至1.0億美元，同比降幅高達74.9%。此後出口規模在低位徘徊，2023—2025年連續三年負增長，2025年僅為0.7億美元，同比再度下降11.1%。整體來看，面向歐盟市場的 B2C 直郵小額包裹出口價值長期處於收縮狀態。

從B2B端看，跨境電商B2B簡化申報商品（HS99.00）出口在2021—2022年快速擴張，2022年出口金額一度達到11.2億美元，同比增長69.1%，隨後在2023年大幅回落至2.8億美元，2024年進一步降至1.8億美元。2025年在低基數下出現一定修復，同比增長18.7%，出口金額回升至2.1億美元，但其絕對規模仍僅相當於峰值時期的約五分之一。

因此，將歐盟面臨的市場壓力直接歸因於中國通過小額包裹免稅機制進行“低價傾銷”，在時間路徑和價值規模上均缺乏充分的數據支撐。

歐盟當前的政策焦慮，與其說源於實際貿易結構遭受衝擊，不如說體現出在監管收緊目標下形成的一種先行敘事，其背後折射出的是愈發明顯的保護主義色彩。

作為中國除東盟之外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地，歐盟在2025年前11個月對華出口中展現出極強的“高端供給”屬性，高度集中於工業設備、技術系統與高附加值中間品。

工業機械設備（HS84）與電氣設備（HS85）合計佔比超36%。

在機械設備領域，半導體製造設備（HS848620）以93.3億美元的規模佔據體量首位，增長趨於平穩。與此同時，高端動力與航空相關設備則大幅增長。大推力渦噴發動機（HS841112）進口額突破40億美元，同比大幅增長140.2%，相關零部件（HS841191）亦錄得42.1%的顯著增長。

高端集成電路成為電氣產品中最顯著的增量來源。處理器與控制器（HS854231）進口額超106億美元，保持50.6%的高位增長，而其他集成電路（HS854239）增速更是高達195.6%。以上增速反映了在高端芯片、工業控制及汽車電子等關鍵領域，中國市場對歐盟高技術產品的依賴程度。

醫藥製品則是另一條高附加值主線。

2025年前11個月，醫藥製品（HS30）進口規模維持高位，為233.0億美元，其中規模最大的成品藥（治療或預防用藥品，HS300490）進口超92億美元，同比增長8.7%。

中國自歐盟進口的結構性回升，本質上是歐盟高科技製造業結構性復甦與中国产業升級需求匹配的結果。

2025年，歐盟多個高技術製造領域的工業生產指數（IPI）均創下近年來新高，其產能釋放與對華出口放量展現出高度同頻。例如，歐盟飛機與航天器製造IPI在11月觸及近六年最高點，精準對應了中國大推力渦噴發動機進口額翻倍的時間。同時，電子元件與電路板製造指數亦在11月攀升至125.6的歷史高位，直接支撐了中國對歐高端集成電路的採購需求。

中國市場對高端芯片、航空動力等核心裝備的剛性需求，有效促進了歐盟相關工業的產能消化與研發資金回籠，而中國25年超過230億美元的醫藥進口則是歐盟制藥業的重要外需來源。由此可見，中歐貿易不僅支撐了中國的產業升級，也驅動了歐盟本土工業實現結構性復甦，實現了實質上的貿易互惠。

綜上所述，中歐貿易的本質並非零和競爭下的單邊傾銷，而是一種深度嵌套、雙向賦能的結構化分工。這種分工表現為一種“雙向拉動”：中國對歐出口增量是與歐洲能源轉型、自動化改造高度同頻的技術型中間品；而歐盟對華出口則憑藉在半導體設備、航空動力等環節的“高端供給”優勢，為中國提供關鍵的技術補位。

二、“貿易轉移”敘事下的歐盟焦慮

歐盟頻繁抛出“貿易轉移”及“過剩產能”敘事，其底層邏輯源於其在當前地緣變局下的發展焦慮。

在本輪全球地緣政治變局中，歐盟處於“夾縫”：在安全層面，高度依賴跨大西洋同盟；在經濟層面，又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與對外市場。這種結構性約束決定了，一旦中美博弈外溢、能源安全與產業鏈風險上升，歐盟往往成為最先承壓的一方，卻缺乏足夠的戰略緩衝與自主調節空間。

正因如此，歐盟開始對既有發展範式進行系統性調整，並在《歐盟戰略議程2024–2029》和《歐盟委員會2024–2029政治綱領》中，明確將政策重心轉向“安全前置的競爭力重塑”。具體來看，歐盟將防務與關鍵技術能力、能源聯盟（包括電網、儲能與跨境互聯互通）以及以人工智能、量子、半導體和淨零技術為代表的主權性產業體系建設置於優先位置，並通過簡化監管、設立產業基金和推動技能聯盟，重建歐盟內部的工業動能與長期增長基礎。

從政策邏輯看，歐盟戰略自主的目標是提升安全與主權能力，而在當前周期，其最重要的落地抓手集中於再工業化與工業競爭力重塑。通過清潔工業、關鍵技術和關鍵產業能力建設，歐盟可以為能源安全、供應鏈韌性與防務能力提供實體支撐，從而在大國博弈加劇的外部環境中，降低自身的被動性與脆弱性。

然而，在再工業化進程中，歐盟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來自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壓力。

過去數十年間，中國製造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數據顯示，中國在全球製造業生產中的份額已由1990年的2.8%提升至2024年的32.0%，不僅超過美國（15.0%）、日本（6.3%）、德國（4.6%）和韓國（3.3%）等主要製造業經濟體的總和，且正持續向更高技術層級攀升。

這一結構性變化，使歐盟在推動本土產業復興的過程中，面臨更為直接和現實的外部競爭約束。

在此背景下，歐盟愈發頻繁地運用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與競爭政策工具，以緩衝外部競爭沖擊、保護本土產業基礎。以貿易救濟措施為例，自2023年以來，歐盟已對中國發起45起反傾銷、反補貼及保障措施調查，主要集中在化學原料和制品工業（19起）與金屬制品工業（5起），其中22項已進入執行階段，21項仍在調查中。

但歐盟政策實踐中亦出現了更為務實的信號。以電動汽車為例，1月12日中歐達成關於“價格承諾”的通用性指導充分釋放了中歐雙方管控摩擦的積極信號。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歐盟也逐步意識到，單純依賴貿易限制措施，並不足以推動本土製造業實現真正復興。在技術迭代加快、產業競爭邏輯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傳統貿易救濟工具更多只能延緩沖擊，而難以重塑競爭力。

三、中歐貿易的潛在合作空間

傳統的貿易救濟工具更多只能起到短期緩衝作用，難以真正推動歐盟工業體系煥發新機。在此背景下，歐盟於2025年底更新經濟安全戰略，標誌著其政策重心從原則性“去風險”，正式邁向更具操作性的風險評估與韌性治理階段。

從《加強歐盟經濟安全》戰略的具體內容看，歐盟的核心訴求並非全面收縮對外合作，而是在維持開放框架下，對關鍵領域的風險進行系統化、制度化管理。新戰略圍繞供應鏈依賴、入境投資、防務產業、關鍵技術、數據安全和關鍵基礎設施六大領域，構建了系統的政策工具箱，其目標在於削弱結構性依賴、提升戰略自主能力，並避免在中美競爭背景下長期處於被動承壓狀態。

進一步拆解來看，歐盟重點關注六類結構性風險：

一是防範在關鍵商品和服務上形成對單一第三國或運營商的高度依賴（60%以上），尤其是可能被“武器化”的商品；

二是避免外資進入導致新的戰略依賴或低附加值鎖定，強調入境投資需轉化為實質性技術轉移和本地價值創造；

三是保障防務與航天等高風險產業的本土工業基礎，防止在創新周期極短的領域被外部甩開；

四是鞏固人工智能、量子、半導體和生物技術等關鍵技術的控制權，防止通過併購或研發合作發生技術外流；

五是降低第三方通過硬件、軟件或企業所有權獲取歐盟敏感數據和系統入口的風險；

六是確保交通、能源和通信等關鍵基礎設施在物理、網絡和混合攻擊下的穩定運行，並防止在標準和系統層面形成外部“預先佈局”。

在這一經濟安全框架下，中歐相對可行的合作空間，主要集中在工程屬性強、控制權不外移的環節。例如，能源轉型所需的電網與並網設備、儲能系統的硬件層、清潔工業改造以及製造業自動化等領域，更容易以設備供應、工程交付和成本效率為核心展開合作。在這些方向上，中國企業可通過多源供給、本地認證和安全審計，降低被認定為“單點依賴”的風險。

與此同時，歐盟亦對“增值型”入境投資保持開放態度，前提是中國資本能夠通過在歐製造、供應鏈配套、技能培訓及有限的技術協同，實質性提升歐盟本土產業能力，而非僅停留在所有權或市場份額擴張層面——即“技術換市場”。具體合作模式，則由企業在合規框架下自主探索。對中國而言，關鍵在於將核心技術留在國內，通過持續創新保持技術代際領先，以此確保在國際分工中的製造業強勢地位。

但需要強調的是，上述合作能夠成立的制度前提，在於歐盟在推進安全審查和產業政策的過程中，必須同步保障中國企業在歐盟的合法權益，避免以安全名義對正常商業行為實施過度、選擇性或不可預期的干預。否則，安全工具一旦被泛化使用，便可能演變為事實上的投資與經營不確定性，其風險已在荷蘭對安世半導體的干預以及意大利可能會動用“黃金權力”來限制中化集團的股東權利中有所體現。

總體來看，歐盟不斷強化“貿易轉移”“過剩產能”等敘事，更多反映的是其在當前地緣政治格局下的現實壓力，而非單純的貿易問題。在安全上高度依賴跨大西洋同盟、在經濟上又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的“夾縫處境”，使歐盟在中美博弈外溢、能源與產業鏈風險上升時往往率先承壓，卻缺乏足夠的自主緩衝空間。在這一背景下，再工業化和工業競爭力重塑成為歐盟當下最核心的政策目標。

圍繞這一目標，中歐之間並非沒有合作空間，反而是在以工程能力、產業配套和效率優勢為主的領域，具有更廣泛合作的現實基礎。但前提是制度環境必須可預期：規則要透明，政策邊界要清晰，企業的合法權益能夠得到穩定保護。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中歐基於優勢互補的產業合作，才具備長期可持續性。

風險提示

歐盟受美國監管影響直接或者間接對中國貿易/投資設置更多限制；歐盟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企進行干預；歐盟本土產業恢復不及預期，加強對中企的貿易限制和設置更嚴苛的投資條款。

（文章来源：國金證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