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破的圍牆：AI 時代的教育重塑與代際衝突

在 APEC 研究中心聯席會議青年學者論壇第三場圓桌論壇“被打破的圍牆：AI 時代的教育重塑與代際衝突”上，來自澳大利亞、智利、中國、巴布亞新幾內亞、秘魯和中國香港等地的學者，圍繞人工智能如何改變教育目標、學習方式、制度設計與人的認知結構展開了一場跨學科討論。

與前兩場更多聚焦產業和區域合作不同，這場論壇把問題直接推向教育的核心：當 AI 不再只是輔助工具，而逐漸成為學習過程、知識生產乃至認知方式的一部分，傳統教育的邊界將如何被重新定義？主持人、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黎晨在開場時指出，從印刷術、電視、互聯網到人工智能，技術與教育始終處於共演關係之中，而當下這輪 AI 革命，正在迫使教育界重新審視學習、研究與教學的基本方法。

大學不只是教學場所

澳大利亞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 APEC 研究中心高級戰略顧問 Caitlin Pienaar 首先從高等教育治理的角度切入。她認為，大學從來不是中性的知識傳遞機構，而是社會與經濟未來的共同塑造者：它們連接勞動力市場、區域流動、科研創新、公共討論與社會基礎設施，因此在 AI 轉型中承擔著遠超“課堂教學”的責任。

在她看來，AI 對就業與技能體系的衝擊將首先體現在知識型工作和信息密集型行業，青年人在入門崗位和職業早期階段尤其容易受到影響，因為許多原本用於積累經驗的基礎任務正在被 AI 系統吸收。由此帶來的風險，不只是崗位變化，更包括職業路徑被打斷、教育不平等被固化，以及長期技能形成能力被削弱。

她據此提出，大學必須完成三重轉變：從線性的“教育—就業”路徑轉向終身學習支持體系，從傳統學科分割轉向跨學科協作，從被動應對 AI 轉向主動參與 AI 能力建設與責任治理。這意味著，AI 時代的大學需要重新回答一個更大的問題：在被 AI 深度介導的經濟與勞動市場中，大學究竟應扮演怎樣的公共角色。

教育目標正在被重新追問

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學副教授 Julio ErasmoGodoy-del-Campo 則把討論推進到教育哲學層面。他將傳統教育與 AI 驅動教育作了鮮明對比：前者強調標準化、統一進度和考試認證，後者則更強調個性化、靈活性以及基於數據的實時反饋。

但在他看來，這並不只是“有沒有使用技術”的區別，而是對“教育究竟要培養什麼樣的人”這一根本命題的再追問。AI 可以帶來更高的學習參與度、更頻密的反饋機制，以及對殘障學生更友好的支持系統，但同時也會引出學術誠信、平台差異、數據隱私和教育共同體弱化等一系列新問題。

因此，他並不主張在“傳統教育”與“AI 教育”之間作簡單二選一，而是強調應尋找兼顧兩者優勢的路徑，讓 AI 真正服務於教育質量提升，同時盡量壓低其負面外部性。在這一點上，論壇中多位嘉賓都形成了共鳴：教育轉型首先是價值選擇問題，其次才是技術部署問題。

從“給地圖”到“教導航”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工智能學院副教授朱熹的發言，是本場最具思想張力的部分之一。他以“不要只把地圖交給下一代”為題提出，AI 的到來正在顛覆教育中“長輩向晚輩單向傳遞知識”的基本邏輯，因為今天的孩子借助 AI，往往可以獲得比成年人更快速、更耐心、甚至更準確的知識支持。

他據此提出“AI 原住民一代”的概念，認為這並不是按年齡劃分的人群，而是一種新的認知狀態：對這代人而言，AI 不是外部工具，而是認知系統的一部分。在這種背景下，傳統教育至少出現了三種失效：知識傳遞功能弱化、經驗複製不再可靠、上一代的位置權威正在下降。

面對這種變化，他提出“最小約束原則”——教育者不應試圖替下一代填滿內容，而應提供必要邊界，讓他們在更開放的空間裡自我探索。在他看來，真正必須守住的只有三條線：倫理基礎、自主駕馭 AI 的能力，以及面向 APEC 區域社會的共同體責任。

與這一觀點呼應，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院長袁冉東則提出，AI 時代青年不應再只是知識接受者，而應更早進入“共同創造者”的位置。他強調，AI 的意義不在於替代人的創造，而在於降低青年參與真實問題解決、設計、實驗與協作的門檻，使他們更早加入人與人之間的知識共創過程。

他進一步指出，教育的核心應從“知識積累”轉向“能力形成”，尤其是提出問題、作出判斷、跨界連接和與他人協作的能力。而如果課程、評估和文憑制度仍然停留在舊有線性框架中，那麼制度將越來越擅長測量“昨天的智能”，卻越來越難回應今天的現實。

本地差異決定 AI 教育的真實難度

來自巴布亞新幾內亞國家研究院的 Julian Melpa 提醒與會者，AI 教育並不是一個可以脫離基礎設施與文化語境單獨推進的議題。她以巴布亞新幾內亞為例指出，當地傳統教育高度依賴社區、教師中心課堂和面對面教學，而 AI 教育一旦進入現實，就會立即遭遇電力、網絡、師資、成本和語言多樣性等結構性限制。

尤其是在擁有 800 多種本地語言、地理條件複雜且城鄉差距明顯的社會中，AI 帶來的“效率紅利”並不會自動平等分配。如果缺乏基礎設施建設、離線學習平台、本地語言支持和針對教師的系統培訓，AI 反而可能加劇教育不平等，並與本土文化邏輯發生衝突。

她因此主張，AI 教育不能取代既有教育體系，而應當被謹慎嵌入當地社會條件之中。這也讓論壇中的“包容性”議題變得更加具體：真正可持續的教育數字化，不是技術先行，而是情境適配先行。

公共部門、法律治理與認知變遷

秘魯國家選舉評議會人工智能實驗室法律顧問 Rommel Abilio Infante Asto，則展示了另一種教育場景：AI 並不只發生在課堂，也發生在公共服務、法律知識普及與職業學習過程中。他介紹，秘魯是亞太地區較早制定 AI 法律框架的經濟體之一，但在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技能提升方面，現有規範仍存在明顯空白。

他以國家選舉評議會 AI 實驗室開發的多個工具為例，說明 AI 如何被用於公民選舉教育和公務人員的法律檢索學習；同時，他也指出，秘魯高校和學術出版機構對 AI 的態度並不一致，有的鼓勵批判性使用，有的則保持明顯謹慎。這種差異恰恰表明，在 AI 進入教育與公共知識系統的過程中，不同機構仍在摸索各自的邊界與規範。

論壇最後，香港教育大學助理副校長李輝把討論進一步推進到“AI 是否正在重塑大腦”這一層面。他結合自身研究提出，AI 與數字設備的普及正在改變人的注意網絡、記憶方式、執行功能以及動機機制，尤其可能對兒童和青少年的神經可塑性產生長期影響。

在他看來，AI 不只是提高效率的工具，更是一種會主動介入思維結構的“認知技術”。這也使教育議題不再局限於課程改革，而延伸至家庭數字使用規則、兒童暴露時長、社會媒體限制以及未來可能出現的“AI 共同育兒”等更廣泛的社會問題。

一場關於教育未來的深層討論

回看整場論壇，最值得注意的並不是嘉賓們對 AI 教育持樂觀還是謹慎態度，而是他們幾乎都在提醒同一個事實：AI 對教育的衝擊，不只是工具層面的替換，而是目標、關係、制度與人本身的共同重組。从大學角色、能力培養、制度適配，到文化差異、法律治理和腦科學影響，教育問題在 AI 時代被重新打開，並與勞動力市場、公共部門和社會結構更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這也意味著，AI 時代的教育改革不應僅僅停留在“課堂怎麼用 AI”這樣的技術性討論上。更深層的問題是：教育究竟要培養什麼樣的人，人又該如何在一個由智能系統深度參與的世界中保持判斷力、創造力、責任感與共同體意識。這場圓桌論壇沒有給出統一答案，但它清楚表明，真正重要的，也許正是持續追問這些問題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