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偉大的創新是無法被計劃的

**來源：**知識分子

節選自《為什麼偉大不能被計劃》第八章，有刪減

圖片來源：由無界AI工俱生成

當代社會，我們對“目標”的推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大公司中，KPI代表的一系列的工作目標和對目標完成情況的考察，幾乎成了衡量員工工作的唯一標杆。教育領域，標準化測試不僅被用來評估學生的課業表現，還被用來評估學校教育的成功與否，即使是美國的中學，同樣有追求成績優異率的壓力。

在科學界，大到戰略方向，小到研究進度，科學家要經過重重考核監督。經費申請要審核是否屬於關鍵領域和國家利益，在申請書科學家上要陳述自己的研究目標，每過幾年還會審查目標的完成情況。

在肯尼斯·斯坦利（Kenneth Stanley）看來，這種目標導向思維是一種“目標神話”，似乎所有的追求都能拆解成一個個的具體目標，再機械地逐步推進，最終就能收穫回報。但斯坦利認為，偉大的發現往往來自創造性的自由探索，而不是機械地完成目標。

斯坦利是一名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學者，他和合作夥伴喬爾·雷曼（Joel Lehman）開創的公司後來被優步人工智能實驗室和OpenAI的Open endless團隊吸收，支撐了Chat GPT這個近年來最轟動的創新成果的研發。對於創新是如何產生的，這兩位學者把自己的見解寫進了《為什麼偉大不能被計劃》這本書裡。

兩位學者認為，越是偉大的成就，依靠目標導向的思維就越難達成，而自由探索往往會為偉大的發現打下基礎。偉大的成就總是在沒有計劃、意想不到的地方誕生，沒人會想電子產品熱銷推動的鋰電池技術進步，最後會成就革新汽車產業的特斯拉。遊戲產業需求催生的高性能顯卡，會成為未來AI大模型激烈競爭的基礎。

肯尼斯和喬爾還把這個發現外推到日常的社會、文化領域，認為科研、商業、藝術創新，甚至人生選擇都能將這個原則作為參考。

在本次摘選的部分裡，兩位作者談到了科研資助上目標導向思維的失敗。國家主導的宏偉科技計劃，無論是美國政府主導的癌症戰爭、日本五代計算機開發計劃都遠沒有實現預定目標。項目評審中科學界達成共識的項目，多數沒有做出創新的成果，資助有趣的研究卻能得到意外驚喜。儘管目標導向的科研投資如此失敗，大多數政府仍然堅持根據項目的目標劃分重點研究和非重點研究，這對科學的發展可能會有不利影響。

尋求新探索和新發現的科學家們，首先要為實驗的項目籌募資金。事實證明，對某項科學實驗提供資金支持的決定，往往受到目標導向思維的嚴重影響。

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因為錯誤的投資決定可能會阻礙科學的進步和發展，並可能帶來潛在的社會影響。從長遠來看，我們很容易看出科學領域目標欺騙性的影響體現在何處。

直觀地說，如果科學項目的研究者，在資金申請書中列出了明確的目標，並清晰地陳述在完成項目時將會獲得哪些宏偉的發現，那麼投資這些科學項目會顯得更加明智。但我們從圖片孵化器網站中得到的教訓是，最有趣的發現往往是無法提前預測的，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非目標（發散）性思維，也可能揭示出當前科學項目投資方式存在的根本性問題。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推動科學的發展是一個有趣的例子。與教育領域不同的是，科學領域是推動新探索和新發現不可或缺的一個領域，並且其中個別的失敗不會帶來很高的風險。整體而言，科學探索的活動，應該特別適合非目標性探索。但我們還是會看到，即使在偶然的失敗可接受的情況下，科學領域的活動仍經常受到目標欺騙性的束縛。

共識往往是通向創新的最大障礙

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其大多數科研項目都由政府資助機構的撥款提供資金支持。這種官方的資助，對推動基礎科學的發展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支持的是尚不具備商業可行性的科學研究。當然，很多得到資助的科學研究都會失敗，因為突破性的想法往往也隱藏著極高的失敗風險。因此，雖然最終會有一部分獲得資助的科研項目取得成功，但是更多的項目會遭遇失敗。這就意味著，類似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歐洲科學基金會（ESF）等科研資助機構在做出投資決策時，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才有希望推動最具創新性的想法實現。那麼，研究科研項目資助機構如何做出資助的決策就很有意思了，因為我們可能會再次面臨目標的欺騙性和束縛性問題。

科研項目申請經費的大致流程是：科學家們向資助機構提交申請，並提供闡釋了科研想法的提案；提案隨即被送到一個由專家同行評審員組成的評審小組，這些評審員通常是提案所涉領域，如生物學或計算機科學領域的資深科學家；評審專家隨後給出評級，包括從差到優的不同等級。一般來說，獲得最高平均評級的提案，最有可能獲得資助。

乍看之下，這是一個十分合理的篩選過程。理想情況下，某個領域中最優秀的想法，就應該能夠說服一個由專業科學家組成的小組，並將其評定為優秀。然而，這種表面合理的常識背後，同樣隱藏著麻煩，因為這個評審體系的主要作用是支持共識。換句話說，評審員群體越是認同提案的優秀性，機構提供資助的概率就越大。然而問題在於，共識往往是通往成功的踏腳石的最大障礙。

這裡的問題在於，當具有相反或不同偏好的人被迫投票時，獲勝者往往不代表任何人的喜好或理想（這也許解釋了為何人們對政治結果普遍感到沮喪）。尋求共識將阻止人們沿著有趣的踏腳石前進，因為不同的人對什麼是最有趣的踏腳石的看法或許並不一致。解決不同人群在喜好上的分歧，往往會導致相互對立的踏腳石之間彼此妥協，就好像將對比鮮明的黑白兩色混合到一起，最終只會產生了寡淡的灰色。

這種妥協的產物，最終往往只會沖淡兩個原始理念的色彩。對於撰寫提案的科學家來說，贏得資助的最佳方式是提出完美的妥協方案，即最柔和的灰色——足以滿足所有人的眼光，但不太可能帶來高度的新奇性或趣味性。因此，當人們嘗試在探索中尋求共識時，整個系統不是讓每個人去發現自己的踏腳石鏈，而是將各種不同的意見壓縮成一個四平八穩的平均值。

也許有時候支持最大限度的分歧，而不是一致的意見，會更有意義。反對共識有可能比平淡無奇的“達成一致”更有趣。畢竟，吸引一致認同的投票，不過是一種“人云亦云，亦步亦趨”的標誌。如果你跟風去做熱門的研究，並且鸚鵡學舌似的隨大流，或許能夠得到廣泛的認可和支持；相反，一個真正有趣的想法，或許會引發爭議。在我們目前已知和未知的邊界，仍存在一些尚不確定答案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在科學的未知領域，專家們的意見應該保持分歧和發散狀態，正是在這片位於已知和未知之間的“蠻荒”邊界地帶，我們應該讓人類最偉大的頭腦進行探索，而不是在最大共識的舒適區“沉迷享樂”。

試想一下，哪個項目可能更具有革命性：是評分“喜憂參半”的項目，還是“全體好評”的項目？意見分歧的專家們，或許比總是達成一致意見的專家們更有推動偉大成就的能力。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全員差評的提案應該得到資助，如果所有專家都認為某個想法很糟糕，比如都給出了“差”的評級，那便沒有證據表明它值得追求。但是，當專家們彼此之間存在根本性的意見分歧時，一些有趣的事情就發生了。

達爾文的進化論最初發表時遭到許多專家的否定——這其實是一個好兆頭！正如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提出的範式轉變概念，使得現有的科學框架開始出現裂痕。在這些時刻，不和諧的意見便是革命性顛覆的前奏。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我們的一些資源應該被用於獎勵分歧而不是共識。

這個觀點也與目標產生了聯繫，因為獎勵共識的基礎是目標導向思維。在目標導向的觀點中，專家們越認同某一條路徑值得一走，人們就越應該選擇這條路徑。得到一致認同的路徑是一個基於目標的選擇，因為人們都認同了這條路徑的目的地。而專家們給出一致意見的數量，提供了一個衡量最佳目的地的標準——這就是一種基於目標的證據。

如果你的目標，就是尋求一個趨於獲得普遍認同的想法，那麼共識當然是一個值得稱讚的盟友。這就是為什麼在目標驅動的搜索中，重點總是放在最終的目的地，而不是放在當前踏腳石的趣味性和新奇性。這就讓基於目標的搜索不可能成為“尋寶者”。非目標搜索不鼓勵人們最終走上同一條路或抵達同一個目的地，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有趣的想法才能吸引資源和資金。

到此不妨回想一下，追隨趣味性與追隨目標表現之間的搜索行為差異。科學是人類最偉大的一種探索，而在決定下一步行動前達成共識的做法，無異於是對科學領域創造性努力的扼殺。當然，我們並不是建議只有存在分歧的科學提案才應該得到資助，但社會的部分資源的確應該用於支持有趣的探索。科學領域的探索，同樣需要秉持“尋寶者”和“踏腳石收集者”的理念。

當然，達成共識對特定類型的決策而言是有意義的，但對於創造性的探索卻不適用。我們提出的觀點是，研究小組之間以及整個科學探索領域內部的“不團結”，有時候反而可以推動進步。 “不團結”的力量，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組織科學探索和其他創造性的工作。

只投資重點研究領域和目標宏大的科研項目，帶不來創新

除了推動人們達成共識之外，基於目標的思維還可能從其他方面影響科研投資的決策。例如，假設你是目標論的信徒，可能會認為科學進步的框架是可預測的。換句話說，根據“有志者，事竟成”的目標性思維，通往重大發現的踏腳石，將以一種有序、可預測的方式排列。

在這種思維導向下，治愈癌症的關鍵創新，似乎應該是對已經存在的癌症治療方法的改進或完善，或至少應該來自與癌症直接相關的研究領域。然而，在本書中，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通向卓越成果的踏腳石是不可預測的。因此，如果我們想要治愈癌症，只專注於癌症領域可能無法使我們實現這個宏偉目標。但是，即使一項研究未能實現其原始目標，其副產品也可能會在看似不相關的領域實現意外的突破性發現。

事實上，各國政府已經投入巨額研究資金，開展了眾多諸如此類的重點研究項目，以期解決某些特定的科學問題。例如，日本通商產業省在1982年啟動了一個長達10年的大規模研究項目，即“第五代計算機系統項目”，旨在推動日本的計算機技術躋身世界領先地位。

雖然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用於定向研發，但人們普遍認為這個項目沒有實現其目標——開發出具備商業成功潛力的產品，儘管這個項目的確為日本培養了新一代有潛力的日本計算機研究人員。同樣，美國總統尼克松於1971年發起的“抗癌戰爭”（旨在消滅癌症這一高死亡率的疾病）也尚未取得成功，儘管這個項目在研發更有效的癌症治療方法方面進行了針對性研究，並加深了人們對腫瘤生物學的理解。事實上，類似人類基因組計劃等看似不相關的科學研究項目，更有希望發現更好的癌症治療方法。

當然，有時雄心勃勃的科學探索計劃也能獲得成功，比如20世紀60年代的美蘇登月競賽就是由肯尼迪總統發起的，他在國會演講中承諾，“我相信這個國家能夠齊聚一心，全力以赴達成這個目標，十年之後，人類將乘坐宇宙飛船登陸月球並且安全返回。”但這份充滿不確定性的宣言後來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它當時正好處於技術可能性的邊緣（也就是說，這個宏偉的目標彼時離實現只有一步之遙）。

然而，從這些成功案例中得出的關於目標力量的潛在誤導性結論，往往助長了天真的目標樂觀主義——認為只要有足夠的資源支持，任何目標都可以在歷史上任何時期堅定地成立並一定能夠實現。例如，美國癌症協會的一位前任主席曾經說過：“我們離治愈癌症的目標已經非常近了，只是缺少將人送上月球的那種意願、資金和全面規劃。”

最後，即使在這些宏偉的科學事業的成功案例中，最終給人類社會帶來最深遠影響的技術，往往是未曾預料到的。例如，太空競賽給我們帶來了人工耳蝸、記憶海綿床墊、凍乾食品和改進後的急救毯等創新產品。

儘管這些設定了宏偉目標的科研項目顯然由目標思維驅動，但它們依然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更為微妙的啟示。一個類似的思路是，科學項目如何影響世界同樣存在著可預測的框架。

也就是說，我們也許能持續地靠投資來不斷優化那些目前看起來最有可能產生影響的科研項目，最終會催生出一些具備突破性影響的科研項目。背後的邏輯是，具有適度影響力的科研項目將帶來更多更具影響力的科研項目，最終使科學的探索和發現給世界帶來顛覆性變革。

按照這個邏輯，目標驅動思維在科研資助領域的另一個體現，就是根據科研項目預期影響力的重要程度來判斷是否值得投資。事實上，類似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等資助機構評估科研經費申請的一個主要標準是擬議研究項目的影響力範圍。因此，被認為影響潛力較小的科研項目，獲得資金的可能性也低。

而政客們傾向於嘲笑那些目標看似異想天開的科研項目，即顯然不會帶來任何重要成果的研究，認為它們純粹就是浪費錢，這種態度的背後也體現了同樣的邏輯。這些例子背後，存在一個非常具有誘惑性的推理過程，即在研究項目開展之前，我們有可能根據研究項目及其成果是否具備廣泛的社會影響，而將其劃分為重要或不重要的項目。

讀到此處，諸位或許已經能夠看出，這種想法過於武斷——因為許多重要的發現，都是偶然獲得或意料之外的。因此，預測科研項目的影響，不一定總是行得通，反而會導致我們忽視偶然性的重要作用。此外，即使我們可以事先評估大多數科研項目，並以可靠的方式預測其影響力，然後只為其中最重要的項目提供資金，也並非明智之舉。

問題的關鍵在於，用更適合評判整個系統的標準來評判單一的踏腳石，可能是短視的做法。歸根結底，科學作為一個整體，其目標是發現具備深刻性和變革性的真理。但在這個過程中，任何特定的科研項目是否具有變革性，可能根本不重要。事實上，一個科研項目很有趣，並能夠進一步生成更有趣或更意外的實驗結果，或許比其自身俱備重要性更值得關注。

圖片孵化器網站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它作為一個整體系統，最終生成了單個用戶難以完成的外星人臉和汽車的圖片。新奇搜索的案例也遵循了同樣的邏輯，作為一種探索體系，它可能會發現一個可以穿越迷宮的機器人，但只有在機器人不會按照其穿越迷宮的能力劃分等級的情況下，才最終實現了這樣的結果。

為此，如果我們接受“科學探索中的踏腳石是不可預測的”這一觀點，那麼“重要性”在科學領域的探索中，可能也是一個暗含欺騙性的標準。一項具備一定重要性的科學成果，是否必然帶來更接近變革性的突破？

換句話說，在科學研究領域，重要性不過是另一塊破損的目標指南針。因為通往最重要科學發現的踏腳石可能並不重要，而通往最具顛覆性技術的踏腳石也可能沒有顯示出任何變革性的跡象。

在科學領域，決定是否支持重大項目，或根據預估的影響力判斷項目是否值得投資的另一個思路，是將科學研究項目符合特定利益的程度作為投資的評判標準。在不涉及太多政治因素的情況下，這就意味著政府只希望資助它當時認為重要的研究議程，或能夠為國家提供明確的短期利益的研究項目。

例如，根據美國眾議員拉馬爾·史密斯（Lamar Smith）在2013年提出的《高質量研究法案》（High Quality Research Act）中稱，在決定資助任何科研項目之前，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主席必鬚髮表一份聲明，證明該項目“（1）符合美國的國家根本利益，通過促進科學進步，推動國家健康、繁榮或福利，並確保國防安全；（2）具備最高的質量，具有突破性，能夠回答或解決對整個社會而言最重要的問題；（3）與基金會或其他聯邦科學機構正在資助的其他研究項目不重複”。

第二點規定背後的設想是，根據科研項目的重要性來判斷其是否值得資助，是可能的或可取的，而第一點規定設想的是，科學研究只能沿著對國家有直接利益的方向狹義地展開，而不進行更廣泛的搜索。

儘管這項法案在美國獲得通過和執行的概率不大，但加拿大已經執行了類似的政策。 2011年，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NRC）開始以犧牲基礎研究為代價，將科研資金轉向經濟發展領域。

時任NRC主席約翰·麥克杜格爾（John McDougall）解釋說，最終只有20%的總預算會用於“好奇心和探索性活動”等基礎科研領域。到了2013年，NRC宣布“向商業領域的研究敞開大門”，並將其資助重點集中到12個“以行業為主題的切入點”。委員會聲稱自己正在“重塑自身，以支持加拿大產業的發展……所有這些（舉措）都是為了一個最終的目標：提供高質量的工作崗位、增加商業研發活動、獲得更多商業化成果，以及構建一個繁榮且具備更高社會生產力的加拿大”。

這個明顯的轉變，意味著政府投資的重點偏離了“沒有直接實用價值的基礎科研”，而是狹隘地轉向與國家目標一致的研究活動。

最重要的是，這項轉變本身沒有牽涉政治因素，而是一個涉及各個領域的警告，即將目標導向型思維一廂情願地應用於“目標高遠”的科學研究，是一項危險行為。

當然，“只要大量地投入資金，就能可靠地產出特定重要研究領域的根本性突破”的想法非常具有吸引力，但狹隘地框定重點研究領域和宏大目標驅動的科研項目其實並不可取。因為，不管其基本設想是否足夠吸引人，科學探索的結構其實並不是這樣運作的。

誰能確定下一個偉大的、可商業化的技術會從哪裡來？所以癥結是，無目標性的探索貌似讓前景聽起來很悲觀，但它能使科學的世界變得更有趣。還有許多有趣又重要的發現等待我們去探索，但發掘它們需要持續不斷的智慧投入和開放的心態，而不是簡單的目標式蠻力。

因此，我們並不是說科學進步在總體上是不可能的，而是認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才能催生重要的科學發現。就像“不團結”在科學領域具備驚人的重要價值那樣，投資看似不具備重要性但顯然十分有趣的科研實驗，或許亦是明智之舉。儘管這意味著我們可能需要先通過許多不相關的步驟，但追隨興趣行動而不是狹隘的野心，才可能會更好地揭示通往顛覆性科學發現和經濟大幅增長的踏腳石。

“不知去往何處”恰恰是信息收集器的運行方式、尋寶者的探寶方式、收集踏腳石的方式、通往任何地方的正確道路，是通往未來的途徑。 “不知前路通往何方”，才是人類能創造偉大事物的原因。共識、可預測的重要性、與國家利益的一致性——這些都是目標思維的衍生物，只會導致我們在朝未知世界邁進的過程中，離我們想要的越來越遠。

資助有趣發現，帶來有效創新

“不團結”或“不重要”具備一定價值的觀點聽起來很怪異，而目標驅動型系統表面上看起來則十分合理。例如，在評估科研項目是否值得資助時，另一個與目標相關的標準是，評審員會根據項目成功的可能性做出決定。換句話說，科研經費的申請，必須說明研究項目的目標，然後交給評審員評判。許多科研項目申請被拒絕，是因為評審員認為其設定的目標不切實際或不夠明確。但是，考慮到目標在任何情況下都好比是一塊失靈的指南針，也許不應該總是把成功的可能性作為評審的重點。

我們想說的是，並非所有的科研項目都需要設置一個目標或一項研究假設。有一些科研項目哪怕僅僅從趣味性角度考慮，也同樣值得一試。

我們甚至可以毫不猶豫地資助那些曾有過有趣發現記錄的研究人員，就像麥克阿瑟獎向極富創造性的人提供大筆資金那樣。當然，麥克阿瑟基金會並不確定這些人的想法將引領他們走向何方，基金會的這種堪比“直接發放空白支票”的做法也可能會令你感到有失理性。

畢竟，沒人知道這些研究人員打算完成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希望如何完成，但科學研究的真正意義就在於去探索那些充滿了未知和不確定性的地方。如果我們無法接受這個觀點，那麼所有不具備明確目標的“偶然發現”之路，可能從一開始就會被否決。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太過“高大上”的目標幾乎從來不會實現。因此，強迫研究人員在資金申請表中陳述目標，只能使他們提出一些平庸的目標。

人們之所以緊緊抓住目標不放，對風險的恐懼是一大主因。儘管一定程度的風險是探索和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但那些負責掏錢的人，通常不希望承擔過高的風險，以免資源被簡單地浪費在那些不切實際、異想天開的項目上。

但我們的恐懼並不能改變風險是科學探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實，因為科學探索就是要求我們在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內跨越許多未知的踏腳石。因為我們希望走得更遠，所以規避風險的目標思維將限制和約束我們的進步。

例如，有多少人預測到電子消費產品的進步，會促成世界上第一輛可量產的全電動跑車——特斯拉Roadster的問世？然而，只要將數以千計的筆記本電腦鋰電池集成在一起，就有可能創造出更輕、更強大的實用電動汽車。

沒有什麼發現比突然意識到我們離一些尚未實現的潛力只有一步之遙更令人驚喜了。那些曾經看似不可能實現的成就，通過之前尚未發現的聯繫，突然進入了可實現的範圍。逐步走進看似不可預見的死胡同，有時可以幫助我們收穫巨大的回報。

從長遠來看，正是這些踏腳石的積累，才帶來了最偉大的創新。當每一小步的發現，都是一個啟示的時候，這個探索鏈條本身就不亞於一場革命。因此，雖然押注革命性的發現可能風險很高，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終究會到來。正如所有偉大發現的過程一樣，革命性的發現，很少是通往它們的踏腳石所設定的目標。即使沒有明確說明，投資者也早已認識到這一原則。簡而言之，如果你想在有遠見的人身上投資，就看看那些在附近的不確定性領域中徘徊和探索的人。

確實有一群創新者，已經在某種程度上看穿了目標的欺騙性。對於藝術家和設計師而言，一個想法背後的理念，往往比其目標（如果存在目標的話）更重要。

藝術往往更關注創造性的探索，而不是為了滿足一個特定的具體目標。隨便詢問一位藝術家，他就會告訴你，在藝術創作中，跟隨靈感的曲折小徑前進，比致力於畫出下一幅《蒙娜麗莎》更好。

當然，當藝術和設計發生碰撞時，目標有時確實能夠發揮作用。例如在建築領域，屋頂必須能遮擋雨水，而地基必須堅實穩定。事實證明，這些類型的目標與自然進化中對生物體的限制存在著一個有趣的相似之處。自然界中的每一種生物，都必須活得足夠長久，才能夠生存和繁衍。但不同的生物，有著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滿足這一目標，其表現就是地球上豐富而龐大的物種多樣性。

因此，建築中的防雨屋頂和穩定的地基更像是對創造力的限制，其本身並不是典型的目標。就像所有的生物都必須能繁殖一樣，建築也必須兼具功能性和安全性。在這些領域的創新，通常意味著在限制範圍內，不斷找到新的方法。但這些領域整體上的搜索，仍在向未知的空間推進。

回顧藝術和設計的歷史，我們可以很容易找到充滿戲劇性和偶然性的踏腳石鏈的案例。例如，在繪畫方面，印象主義催生了表現主義，而表現主義又催生了超現實主義。藝術中偉大的新方向，往往正是因為它們不是藝術家的目標而被發掘出來。

這條路上有一些探索步驟，是對歷史步驟的否定，而另一些則是對步驟進行重新定義或修改。但重要的一點是，沒有藝術家在一開始就試圖預測未來的變化，從而確定或計劃自己應該創造出怎樣的傑作。不管可能帶來什麼結果，每一項藝術創新都有其自身的意義。與此同時，引領人們前往更新穎領域的潛力，往往是有效創新的標誌。

在當前的主流文化中，認為進步主要依賴於嚴格的目標來推動的想法，影響了教育、科學、藝術等所有領域。我們組織大多數工作的方式，似乎無法擺脫目標思維帶來的虛幻舒適感。

雖然非目標探索本身並不是一劑萬能藥，但我們最好還是要清醒地認識到，一味地相信基於目標的探索和評估，往往只會導致平庸的結果和墨守成規，繼而停滯不前。雖然探索這個世界並非易事，因為它的運轉方式並不簡單，但至少我們知道，有一條道路能夠擺脫既定目標結果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