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或许只揭露了冰山一角，中国市场的挑战在哪？

在关税方面，中国是一个特例。

**撰文：@**stevesi

编译：zhouzhou，BlockBeats

编者按：这篇文章讲述了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尽管中国市场对外国企业充满吸引力，但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政府干预严重、盗版泛滥等问题使得在中国开展业务异常困难。微软等公司尝试多种方式，但始终难以突破中国市场的复杂障碍。文章强调，关税虽然显而易见，但在中国的真正问题在于软性限制、监管迷宫和文化差异，呼吁对中国市场的挑战进行更深入的理解与讨论。

以下为原文内容（为便于阅读理解，原内容有所整编）：

关于美国如何从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中获益，已经有很多讨论，而关税往往是国际贸易辩论中的焦点。但人们常常忽略的是，美国企业要想进入中国市场并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业务是多么困难——尤其是在服务业和知识产权领域。

关税只是冰山一角。在水面之下，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软性壁垒」、监管规定和文化差异的网络，使得美国企业几乎不可能以公平、可持续的方式进入这个市场。

我在微软工作了 15 年，期间也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亲自经历了这一切。相比任何关税争端，这些经历都更加艰难，也更具启示性。

这些年我在中国参加了很多关于合作与盗版的活动。

微软在亚洲的第一次尝试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进入日本市场。这并不容易。当时面临一些技术障碍，比如还没有 UNICODE 标准，本地用户强烈偏好国产产品，以及一些明里暗里都在偏袒日本企业的政府政策。在很多方面，这跟我们在美国看到的「购买美国产品」政策并无太大不同。

但通过坚持不懈、尊重当地习惯，以及在产品本地化方面的大量投入，我们最终取得了成功。日本对知识产权根深蒂固的尊重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到 90 年代中期，微软 Office 在日本的业务已经是全球最赚钱的，企业用户和普通消费者都非常喜欢这个产品，以及我们为日本市场定制的分发方式和软件体验。

Windows 7 在日本上市。

然而，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从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一连串复杂的问题。早期的某个版本的 Windows 甚至被全面禁售，只因为部分本地化工作是在台湾完成的。而这还只是个开始。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出真诚的回应：建立了庞大的本地开发团队，开发了广受欢迎的输入法编辑器（Input Method Editor），建设了先进的研发中心，并且严格遵守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所有规定——甚至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雇用了本地人员作为中共代表。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一次次碰壁。

盗版是最明显也最令人沮丧的挑战。虽然软件盗版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在中国的规模令人震惊。大约 90% 的微软产品在中国都是盗版。想象一下，一个拥有 2 亿台个人电脑的国家，其带来的收入却和只有四分之一电脑数量、盗版率「仅有」50% 的意大利差不多。

我们过去常常安慰自己，认为这些用户现在虽然免费使用，但将来会因为喜欢我们的产品而愿意为其付费，而且只要政府开始真正重视知识产权，我们的收入就会提升。

去那些熙熙攘攘的电脑城走一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直观。那里有五层、甚至更多楼层全是电脑——从整机到 DIY 装机，应有尽有。你可以挑选一套系统，他们会帮你当场组装好。

装完之后，他们会给你一份软件菜单，你选好之后，不一会儿就会拿到一张量身定制的光盘，里面包含你要的所有软件套装——Windows、Office、Photoshop——连同序列号放在根目录的一个文本文件里，有时还会额外送上几部盗版电影。整个套餐只要 100 元人民币，当时折合约 12 美元。

我们一次次在会议上向政府官员陈情。在一次次漫长的宴请和无数杯白酒的碰杯中，我们谈合作、谈创新、谈知识产权的价值。但得到的回应始终如一：政府总是以贫困为由，声称买不起正版软件，而他们自己却一边坐着黑色奔驰，一边在高端法拉利展厅楼上的豪华餐厅里大快朵颐。

最终，一些官员开始更加坦率地表达态度：「我们不认同你们所谓的知识产权概念，」他们对我们说，「我们认为知识应该被传播和共享。」

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高尚的理念——开源倡导者也有类似的观点——但在现实中，这只是为抄袭和转售我们的成果而不给任何报酬的一种合理化借口。

在 Windows（后来是 Office）中，我们逐步引入了更强的「反盗版」措施，但很快发现，用户只是转而使用更容易被破解的旧版本软件——这些版本不仅更容易盗版，也更容易被黑客攻击。我们在发布前会提前向政府展示设计和相关计划，但依然遭遇来自政府的强烈抵制。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做法」不符合市场需求——比如一个简单的注册向导程序。

于是你会看到，在机场的航班信息屏幕上，弹出的却是「未注册 Windows」的警告。我的超市收银台上运行的仍然是发布十年后的 Windows XP，只因为不愿为新版本付费。PC 厂商开始出货时不再预装 Windows，甚至公然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遵守美国的反垄断法。

而且，问题远不止软件。美国和欧洲的各行各业公司——包括制药、时尚、出版——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我还记得曾参观上海郊外的大型制药工厂。科技圈的人可能对富士康和设备制造商比较熟悉，但制药行业的规模其实更大。官方说这些工厂是为西方公司生产的，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其中一部分产品会被转售到本地市场，而研发这些产品的企业却得不到任何回报。

甚至连消费品也未能幸免。有一次我和微软中国的同事在雨中徒步，我注意到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和我一样的北面（North Face）夹克。但当我的衣服还能保持干爽时，他们的却早已湿透——原来他们穿的是仿品，在同样的工厂制造，印着一模一样的标志，却用了劣质的材料。

我曾深信我们可以在中国找到一条成功之路。我支持扩大本地研发，到处演讲，带团队扩张，并始终抱着希望，认为我们能像在日本那样，最终取得艰难但真正的成功。但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意识到：妥协永无止境，而真正可持续的长期商业模式，根本不存在。

我们并不孤单，谷歌退出了中国，Meta 几乎被完全封锁。即使在云计算和订阅软件这种更难被盗版的时代，微软来自中国的收入仍然不到全球总收入的 1%。即便是苹果——在中国为数不多的美国成功案例之一——也面临着政府干预和本地竞争的巨大压力。像福特这样的汽车制造商已经撤回市场，宝马和大众的市场份额也仅为几年前的一半。

谈到公平贸易时，人们很容易关注关税。关税是显而易见的、可量化的，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方便。但在中国，关税远不是最大的障碍。真正的挑战更加难以衡量：软性限制、监管迷宫、文化差异，以及公平和财产权的不断变化的定义。

是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保护主义形式——包括美国。欧盟与美国科技公司的关系也充满摩擦。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已经在许多地区找到了解决办法。而在中国，经过 25 年的努力，我们仍在等待技术行业在这里运营的实质性突破。

所以，当我们讨论国际贸易时，不要只停留在关税上。真正的故事——尤其是在中国——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