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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蒂尔的对冲基金理念如何将Founders Fund打造成为硅谷最具反向投资帝国
当彼得·蒂尔在2001年成立Clarium Capital时——借鉴他在PayPal时代的经验——他已经开始以不同的角度看待资本。与传统的风险投资家追逐趋势不同,这种对冲基金的思维赋予了蒂尔独特的优势:能够在市场识别宏观变化之前提前发现。几年后,当他与肯·豪雷在2004年正式成立他们的风险投资平台时,这种对冲基金的视角将从根本上重塑硅谷对突破性公司的投资方式。
基础:三位拒绝传统VC智慧的异类
肯·豪雷在1990年代末决定加入蒂尔新兴基金,源于一次四小时的晚宴,这次晚宴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坐在PayPal策略师对面,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牛排馆里,豪雷遇到了一位在不同层面运作的思想家。“他对每个话题的见解都比我在斯坦福四年中遇到的任何人都更令人着迷,”豪雷回忆道。几周内,他拒绝了ING Barings一份丰厚的工作机会,选择押注一个管理不足400万美元、尚未被验证的运营者。
第三位联合创始人卢克·诺塞克的加入则几乎带有喜剧色彩。在1998年中期,蒂尔在斯坦福校园发表演讲时,诺塞克凑过去问:“你是彼得·蒂尔吗?”被告知不是后,诺塞克平淡地回答:“那我打算为他工作。”这次随意的介绍掩盖了更深层的真相:两人都在蒂尔身上感受到一种罕见的天赋——“敢于探索普通人害怕去思考的结论”。
三人正式联手是在那次演讲之后,尽管机构平台要六年后才成型。当他们终于在2004年推出风险基金时,携带着一种异端的理念:永远不取代创始人。这一立场与50年来的VC正统观念背道而驰,后者如红杉和克莱恩·珀金斯通过取代技术创始人、用“专业管理者”取而代之,从而建立了帝国——真正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冲基金的优势:宏观视角与风险投资策略的结合
在全身心投入风险投资之前,蒂尔的对冲基金背景发挥了关键作用。当他在2002年PayPal被eBay以15亿美元收购后,合伙创立了Clarium Capital,他运用了大多数风险投资家忽视的原则。传统VC追逐上一季度的趋势,而蒂尔则分析文明层面的变革。
这种宏观视角在具体行动中得以体现。2000年,在PayPal董事会中,正值互联网泡沫膨胀到荒谬的程度,蒂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策略:用PayPal新筹集的1亿美元做空市场。红杉的迈克尔·莫里茨怒不可遏,威胁立即辞职。“如果董事会通过这个,我会立即辞职,”莫里茨警告。但蒂尔的预言证明是正确的——崩盘在几天内到来。一位投资者后来坦言:“如果我们做空,利润将超过PayPal的全部运营收入。”
这次与莫里茨的冲突在历史上留下了回响。后来,红杉的领袖抱怨蒂尔“来自对冲基金背景,总是想套现”——这句话刺痛了人,因为它带有一部分真相。当蒂尔最终创立自己的风险平台时,怀疑者们纷纷猜测他是否能坚持长期复利,还是会永远在宏观对冲和创业建设之间左右为难。
他用两者都做到了。
差异化哲学:为何大多数创业公司会失败
到2000年代中期,蒂尔开始研究法国哲学家雷内·吉拉尔的“模仿欲望”理论——即人类更倾向于模仿而非原创——他的投资思想逐渐成型。风险投资界变成了一个镜子工厂:人人模仿Facebook的社交功能,追逐消费类应用,追求渐进式创新。
蒂尔的反向策略则极为激进:投资那些通过解决真正独特问题而获得垄断地位的公司。他在2014年出版的《从零到一》中简洁地总结了这一原则:“所有成功的公司都不同。所有失败的公司都相似。”
这种哲学并非仅仅是逆向思维的姿态,而是逻辑上的延续——源自他的对冲基金背景,在那里宏观趋势决定结果。如果所有风险投资都在支持下一个社交平台或消费者市场的复制品,那么真正的机会就藏在未被触及的领域——硬科技,构建实体现实,而非数字复制品。
早期投资塑造基金声誉的关键
在正式成立Founders Fund之前,蒂尔做了两笔具有前瞻性的个人投资,奠定了基金的基调。第一笔是2003年的Palantir。与其他PayPal老兵合作,蒂尔共同创立了一家专门面向美国政府情报机构的数据分析公司。大多数硅谷投资者认为其商业模式进展缓慢,克莱恩·珀金斯的高管甚至在路演中离场。然而,中央情报局的投资部门In-Q-Tel看到了潜力,向公司注资200万美元。
随后,Founders Fund投资了1.65亿美元于Palantir。截至2024年12月,这一股份估值达30.5亿美元——实现了18.5倍的回报。更重要的是,这验证了蒂尔的核心观点:差异化创造持久价值。
第二笔投资发生在2004年夏天,当时Reid Hoffman介绍蒂尔认识了19岁的马克·扎克伯格。尽管Facebook表面简单,蒂尔深入研究后,决定投资50万美元的可转换债券。条款非常激进:只有在Facebook年底前达到150万用户时才转换成股权。当目标未达成时,蒂尔仍然转换了。
他的个人收益超过1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Founders Fund随后投入的800万美元资本,最终带来了3.65亿美元的LP回报——46.6倍的倍数。这次Facebook的投资证明,即使在社交技术领域,差异化也至关重要:大多数投资者未能理解扎克伯格愿景的独特性,而蒂尔一眼就看到了。
Founders Fund的方法论:对冲基金式的风险投资
当豪雷在2004年开始筹资时,机构反应异常激烈。一个5千万美元的风险基金被认为极其微小。豪雷曾试图以斯坦福的捐赠基金作为主投方,但被拒绝——认为这个平台太微不足道。即使招募有限合伙人也令人谦卑:外部资金仅筹得1200万美元。蒂尔个人投入了3800万美元(占基金的76%)以弥补差距。
这种限制反而带来了自由。有限的资金和机构压力,使得基金可以在“高效的混乱”中运作。豪雷负责 deal sourcing(交易来源);蒂尔同时管理Clarium Capital,并对估值做出战略判断;两人都不喜欢正式议程或例行会议。当Sean Parker在2005年加入——刚刚从Facebook的混乱退出中走出——他带来了第四个维度:产品直觉和交易促成的魅力。
团队的互补技能带来了高效:
到2006年,Founders Fund筹集第二只基金——2.27亿美元,团队早期的赌注开始结出果实。斯坦福的捐赠基金扭转了之前的观望,成为主要投资者。这一机构背书标志着一个转折点:Founders Fund已超越“副项目”阶段。
改变风险投资的“怨恨商店”
迈克尔·莫里茨与蒂尔的持续冲突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它促使Founders Fund明确了自己的差异。在蒂尔的PayPal董事会提案被阻后,在莫里茨对Palantir的路演用涂鸦般的漠不关心进行冷落、以及关于CEO继任的权力斗争中,莫里茨决定在第二只基金募资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在2006年红杉的年度会议上,出现了一张警示幻灯片:“远离Founders Fund。”背后,莫里茨据称威胁LP:投资Founders Fund就永远失去与红杉的合作机会。这个信息旨在孤立这个新兴的竞争者。
然而,封锁反而适得其反。机构投资者变得好奇:为什么作为无可争议的VC之王的红杉会如此受到威胁?“投资者对我们的做法感到好奇,”豪雷回忆说。“这实际上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这场争议反而成为了资产。
此外,Founders Fund的“创始人优先”理念直接回应了最优秀创业者的需求。蒂尔拒绝基于任意的PM招聘取代创始人,也拒绝控制董事会。他投资像扎克伯格这样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交笨拙,而正是因为这个“阿斯伯格式”的不善于玩政治游戏的特质——蒂尔视之为优势。
SpaceX:验证哲学的投资
2008年,在一场朋友的婚礼上,蒂尔重新与埃隆·马斯克联系。三年前,马斯克用PayPal退出和特斯拉股权的收益启动了SpaceX,赌注是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尽管行业普遍认为不可能。SpaceX经历了连续三次发射失败,资金几乎耗尽,一封泄露的投资者邮件暴露出整个风险生态系统的普遍悲观。
大多数基金都选择了放弃。帕克对航天不熟悉,建议谨慎行事。但诺塞克和豪雷更进一步,主张投资2000万美元(几乎占Founders Fund II资本的10%),以预估值3.15亿美元进行投资。这是史无前例的:Founders Fund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赌注。
“这非常有争议,”豪雷承认。“许多LP都觉得我们疯了。”但团队相信马斯克的愿景和硬科技的持久性。他们还心照不宣地相信:SpaceX是不可能被复制的。没有竞争对手能复制其工程、人才密度或资本密集度。它实现了风险投资少有见到的:由物理定律支撑的真正差异化。
这一信念带来了极其丰厚的回报。Founders Fund在多个轮次中共投资了6.71亿美元于SpaceX。当SpaceX在2024年12月以3500亿美元估值进行内部股份回购,标志着公司向公开市场转型时,这些持股估值达到了182亿美元。
27.1倍的回报不仅极大改善了基金的整体表现,也验证了蒂尔的核心观点:在一个算法复制特征、社交平台模仿特征的世界里,真正的回报来自于构建世界需要但少有人相信可能实现的事物。
改写VC历史的回报
到2007年、2010年和2011年,Founders Fund连续推出三只基金,其业绩成为风险投资的黄金标准:
这些都不是虚拟的回报或账面估值,而是真实的退出、真实的分配给LP、真实的复利。每年,Founders Fund与同行的业绩差距都在扩大。
竞争基金试图逆向破解这个公式。有的聘请PayPal的老兵,有的宣扬“创始人友好”的投资理念,有的强调硬科技,但少有人拥有蒂尔的核心信念:在众人齐心协力时,敢于追逐孤立的赌注;结合在对冲基金市场锻造的宏观判断——知道何时拥挤会带来机会。
传承:从对冲基金思维到风险投资的主导
从一开始由创始人发起、因无法获得机构资金而成为边角项目的50万美元副业,发展到管理数十亿美元资产的硅谷巨头,Founders Fund已成为行业的领军者。该公司不仅以回报闻名,更以对创始人自主权、差异化和资本在创新中的角色的激进态度著称。
彼得·蒂尔的对冲基金背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传统风险投资家以投资组合公司和分散风险为思考方式,而蒂尔则以宏观拐点和集中信念为核心。他能预见技术趋势的“二十步”前瞻,精准布局——投资50万美元于一个笨拙的扎克伯格,支持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当NASA否定这个概念时),投资情报软件(当投资者只看到缓慢的政府采购)——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哲学。
即使基金不断扩大,理念依然延续。Founders Fund继续支持那些传统VC会回避的公司:如Anduril(国防科技)、比特币(有争议的数字货币)以及在不性感的垂直领域运营、没有明确退出时间表的创业者。每一笔赌注都反映了蒂尔的原始洞察:真正的回报不是跟随人群,而是看到别人拒绝看到的事物。
如今,当风险投资者谈论“创始人优先”投资、推崇“创始人自主”、强调“创始人留存”时,他们实际上在讲蒂尔的语言——这是一种由Founders Fund开创的语言,正是因为一个来自PayPal黑手党的人用对冲基金的严谨精神应用于创业资本。这一哲学所建立的帝国,仍在不断重塑风险投资,乃至整个依赖它的科技生态系统。